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鄒漢勛與晚清貴州四府名志

來源:邵陽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撰稿:歐陽恩濤時間:2019-03-11點擊:

  鄒漢勛(1805—1853),字叔績,號績父,又號叔子,今湖南省隆回縣羅洪鎮人,清代經學、史學、音韻學名家,更是聲名遠揚的中國近代輿地學奠基人。咸豐元年(1851)鄒漢勛四十六歲中舉人,咸豐二年(1852)春赴禮部試鼎薦報罷,咸豐三年(1853)鄒漢勛回長沙,聞其弟鄒漢章被太平軍圍于南昌,為救胞弟遂與江忠源之弟江忠淑率軍赴南昌。圍解,為江忠源所器重,保知縣,留營參贊軍務。同年秋,江忠源授安徽巡撫,11月抵廬州(今安徽合肥)防守,他隨同江忠源至廬州遷直隸州同知,12月太平軍破廬州鄒漢勛與廬州守將江忠源被殺于西門,年僅四十八歲。
 
  清代是方志編修的鼎盛時期,無論是從志書的編纂數量還是從方志編纂理論和方法,都達到了中國古代方志著作的鼎盛時期。據《中國地方聯合目錄》統計,我國現存方志有8264種、十一萬余卷,約戰我國古籍的百分之十;而這些志書中,清代纂修的就有5685種,其中不少名志。梁啟超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一書中列有清代共計名志116種,其中通志15種、府志27種、州志9種、縣志65種,在27種府志中,其中《貴陽府志》《大定府志》《安順府志》《興義府志》4種均為鄒漢勛主纂于道光年間和咸豐年間,一人編纂四府志不僅當時少見,且被列入“著作之林”更為當時所僅有,鄒漢勛一時有“西南方志家”之譽。

  鄒漢勛到貴州修志有其特殊的歷史機遇。清王朝入關穩定后,為了掌握各地情況,以利決策施策、鞏固統治,在康熙十一年(1672)即下令各省纂修通志,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又“命各省郡個繪圖以進,且悉境內之名山大川焉。”因之臺省大臣復“轉檄郡邑,新舊志悉采錄”,“將以匯成全志,上達御覽”。地處邊遠的貴州也同于內地大開修志之風,康雍乾嘉時期共纂成通志3部、府州縣志及其他志書105部。貴州修志與內地省份相比卻為數較少,而不少志書是為應付差事草率成書、簡陋殘缺,以致“郡志則罕有之者”,且不少府、州、縣未曾開局延儒、創修志乘。道光十六年(1846)賀長齡巡撫貴州后,鑒于上述情況便倡議全省各府、州、縣編修方志,他認為“凡一府數百里中風化之盛衰,民心之醇醨,政教之得失美惡,一皆本乎掌吏”,為此賀長齡要求各守令在修志上不僅掛名主持其事,而且必須遴選人才,講求志書體例,修出好的志書——這一特定的背景為鄒漢勛在貴州成就名志提供了前提。
 
  當時《遵義府志》纂者鄭珍(1806—1864)、莫友芝(1811—1871)的先后婉辭纂修《貴陽府志》為鄒漢勛在貴州成就方志名構造了機緣。賀長齡倡修方志后,遵義知府平韓、繼任者黃樂之首應倡議并請莫友芝佐助。鄭珍、莫友芝都是舉人、著名學者、詩人,鄭、莫二人受任后“精心致志,三年不倦”,于道光二十一年玉成或謂“天下府志中第一”的《遵義府志》,隨即貴陽知府鄧云谷欲聘莫友芝修纂《貴陽府志》,而莫友芝辭不敢為。不久,鄧云谷調任他去,周作楫則由思南知府調任貴陽知府,周作楫欲聘鄭珍修纂《貴陽府志》,鄭珍因忙于其他事情而婉辭。于是周作楫復延請曾修《思南府續志》《松桃廳志》的思南蕭琯開局修纂,歷時三年而“綱舉目張,書已成帙”,然而大家認為該志書雖然“體要已備,猶擇而未精也;筆墨已來,猶羹而未善也,與賀中丞(即賀長齡)商之”。于是,周作楫便遣使請鄭珍來貴陽赴局修纂,鄭珍以貴陽情形不熟、搜集資料困難;《遵義府志》纂成后有無賴之徒忘興誹謗,余波未平;再加之自己體力已差、精力不濟等理由再次婉辭。在此情況下,賀長齡遂向周作楫舉薦鄒漢勛,從而使鄒漢勛得以在貴州施展編纂志書的才能。
 
  由于賀長齡的舉薦,貴陽知府周作楫即延請鄒漢勛來貴陽“修潤刪正》府志。鄒漢勛于道光二十五年到貴陽后,對蕭琯修纂的《貴陽府志》“參互考訂,去復刪繁,另標節目以歸大雅,獨具經史以辟異說”,并另撰寫了《循吏傳》《貴陽文苑傳敘》《貴陽分星說》《貴陽沿革》《貴陽疆里記敘》《貴陽山水圖記敘》等卷日,做了大量的主筆撰作和全志的修潤工作,歷兩年定稿成書,其順序為:卷一至卷三大事記、卷四卷五沿革表、卷六至十三職官表、卷十四至二十三選舉表、卷二十四至二十九疆里圖記、卷三十至三十二山水圖記、卷三十三山水副記、卷三十四城郭圖記、卷三十五宮室圖記、卷三十六祠宇副記、卷三十七關路津梁圖記、卷三十八至三十九古城池圖記、卷四十星野五巷略、卷四十一祠祀略、卷四十二至四十三學校略、卷四十四至四十七食貨略、卷四十八至四十九武備略、卷五十至五十三文藝略、卷五十四至七十二政績錄、卷七十三至八十二耆舊傳、卷八十三至八十六列女傳、卷八十七至八十八土司傳、苗蠻傳、流寓傳,余編二十卷:卷一至十八文征、卷十九至二十雜識。從中可以看出,該志紀、圖、表、略、傳諸體并用、體例十分周全。又著錄“宸章”為冠編,余編《文征》《雜識》作志書兩翼,正編則紀(錄)、表、略、圖(記)諸體皆備,一如正史。該志較為全面的反映了貴陽的古今風貌,存史資料較為豐富,賀長齡在《序》中說:“是編之輯,雖止一郡文獻,而領袖全黔,將來續志通省之志書,以此為權輿,條舉通省之政事,以此為圭臬。所系豈不重哉!”今人也認為該志“搜輯排比,整齊而剪裁;別擇考訂,謹嚴而又詳贍;為貴州方志中的上品佳構。”
 
  《貴陽府志》的成功完稿,使鄒漢勛的名望益加。時任大定知府的黃宅中(筆者注:黃宅中在任寶慶知府時延聘鄧顯鶴、鄒漢勛編纂《寶慶府志》),意在前知府王允浩于乾隆十五年修纂的《大定府志》八卷殘稿的基礎上創成一府古今各事之總匯。值鄒漢勛完稿《貴陽府志》,黃宅中于道光二十七年冬延請鄒漢勛來大定府衙取出《大定府志》八卷殘稿及歷年的資料請鄒漢勛分類編纂《大定府志》。鄒漢勛從經世致用的思想出發,力圖從篇目、資料內容上體現志書的資治、存史的價值:在篇目上既吸取福建寧化縣李元仲所修纂的《寧化縣志》以土地、人民、政事分篇的特點,又采納了《貴陽府志》首冠“宸章”、外置“文征”收錄地方文獻的長處,同時借鑒了《遵義府志》列“舊志敘錄”卷于志尾的新創,結合《大定府志》的實情,將全志劃分為冠篇、內篇、外篇三部分,并在內篇中置疆土、治地、惠人、俊民、經政、舊事六志,在志下列卷,卷下設目,記載府轄六屬(包括大定、黔西、平遠、畢節、威寧、水城)諸事,上自春秋、下迄道光朝,皆“巨細靡遺”,編纂中堅持“一境地,必溯其源;一名物,必究其源;一措施,必縷陳其得失。凡可以昭法守,示勸誡者,,無不鄭重揭之;且每事必詳所出,不以已意為增損”,與所纂《貴陽府志》又有不同,概以《大定府志》之實情而定制,史料價值甚高?!洞蠖ǜ尽窔v兩年成書,共六十卷、七十余萬字。該志刊行后,林則徐在序言中說:此志使“后之官斯者,如導行之津梁,制器之有模范”,且感嘆此志“編纂之勤,采訪之博、決策之當,綜合之精,以近代各志較之,惟嚴樂之之志漢,馮魚山之志孟縣,李申耆之志鳳臺,或堪與頷首,其它則為您呢個望其項背也。”
 
  鄒漢勛纂修《大定府志》時常恩任安順知府,見安順府素無志乘,遂存修志之念。道光二十九年,常恩從黎陽回到安順府,于是延請鄒漢勛來安順主持修纂《安順府志》,安順府人吳寅邦協助鄒漢勛?!栋岔樃尽窂牡拦馊暾麻_始編纂,成書于咸豐元年(1851)六月,歷時一年半。全志共五十四卷,體例為首序、職名、凡例、目錄、次天文志、地理志、營建志、紀事志、職官志、人物志、烈女志、藝文志,各志前均有序引、概述其立言要旨,述事止于咸豐元年,全書“義例整贍,搜羅賅博,凡有引文,必標所出,古籍未載者,則征諸案牘訪冊及夷書。”《安順府志》資料富足、內容詳備,又統合古今、詳近略遠,所述多有考證;但該志的缺陷是全志書中沒有計表等。該志所作輿圖仿《遵義府志》加以方格、計里開方,又采《大清會典》《貴州通志》及省內外方志地圖之長薈萃成圖,方格以紅印板套之,以清眉目,城池、塘、訊、鋪、疆界、水、橋、山路均各有標號,分疆畫里、尋流溯源、一覽而備,時人贊之“圖繪以創格,足以為式者也。”而該志運用圖例符號和用彩色來提高地圖的清晰度,是為鄒漢勛地圖學用于實踐的具體體現,此志后來被梁啟超譽為名志實不過分。
 
  《興義府志》是鄒漢勛在貴州歷事的最后一部志書,該志的纂修經歷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草創、道光三十年至咸豐元年修改、咸豐元年至三年定稿這三個階段。道光十一年,張之洞之父張瑛任興義知府,以“舊志僅志新轄境事,未志所屬各縣境事”,則“取舊志,刪其繁,補其略,增其遺”,又“博考纂輯,復詢紳士,訪父老,屬草焉。如是者十年,稿凡數易”才完成初稿事宜。鄒漢勛到興義后,張瑛又拿出《興義府志》初稿與鄒漢勛商議并延請鄒漢勛修纂《興義府志》。鄒漢勛集多次纂志之經驗、博采眾長、修潤補充、夜以繼日,不辭辛勞。在《興義府志》即將修纂完成時,鄒漢勛因急于參加鄉試而未完成該志書的最終定稿等事宜。鄒漢勛雖然因鄉試而未終結《興義府志》之玉成,但對該志“列著作之林”所起的作用無疑是應該肯定地。鄒漢勛在《興義府志》的凡例中論及了志書的體例、內容安排等看法,其中許多對今天仍有很大的參考意義:首先稱“志者,史之流”,體例應仿宋周用合《景定建康志》例,以志、表、傳諸體列之,并采取以綱統目之法,庶覽綱即知大旨,覽目更悉源流。又稱志書增修之內容“必引證全書,兼標書名,以明信而有征,附著已說,必加‘按’字識別,庶不相混。對前人記載之誤,要“多所辯證,實事求是”。凡例主張志書記載宜記一地為主,要注重志書的地方特點;又指出書中的地名、官名應按各時期的名稱來記載,不應古今相混、眉目不清;記載人物,應明確入志、入表人物得而標準,“有事實,立傳;無事實,列表。完人,立傳;節取,列表。已故,立傳;生存,列表。”另外,應仿宋呂祖謙之“大事記”、周應合之年表、袁樞之“紀事本末”,主張于大事立編年、本末二門。編年,綜括諸大事;本末,詳載諸大事。藝文,則仿范成大《吳郡志》例,分載各門于藝文志中,仿《漢書藝文志》例,僅載書目。關于志書文辭,凡例主張敘事,“必求簡明”、“志貴明核,尤貴雅馴,不敢好用其字,攙入俚言”,“字體,既不敢過于泥古,亦不敢過于徇宿。”
 
  從上文的闡述我們可知,前述志書的纂修除與各地官員積極提倡有著很大關系外,實與鄒漢勛廣博的知識、志事才能以及其辛勤的工作密切相關。鄒漢勛由湘至黔后,先后接受四位頗有政聲的知府的延請,運用其在經史、地理、地圖等方面的淵博知識和豐富的經驗主纂和參纂了貴州四府府志,不僅為貴州歷史上所少有,在全國方志史上也難多見。同時,貴州四府志的編纂與成名是鄒漢勛人生旅途中的輝煌一程,也是其對方志事業所作的較大貢獻;四府志在刊行后的一百多年間,較充分地發揮了資治、教化、存史的作用,為當今的方志編修和史志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鑒和豐富的素材,其所體現出的諸如方志編修與領導重視與否的關系、修志在于得人、如何提高志書質量等經驗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總結的。

(圖片來源網絡,編輯曾振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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